江西靖安县北潦河上，保洁员在打捞垃圾。

本报记者　李华林摄

　　本报记者 李华林

　　河流穿过山川，流经村庄、城镇，受到各种污染，变得浑浊、黑臭。然而，因为一个个“河长”的出现，现在，河流又回到当初的模样。

　　“河长制”，这个由江苏无锡首创、源于蓝藻暴发的水环境管理制度，由于实施以来效果不错，近些年陆续被国内各地借鉴，安徽、福建、云南、天津、江西等省市纷纷设立“河长”。由此，一个新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河流管理机制，在城乡大地逐渐成长起来。

　　面对日趋严峻的“水危机”，“河长制”作为呵护河清水绿的可行探索，能够发挥哪些作用？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？记者近日走访了江西、天津等地，一探究竟。

　　每一条河流，都是河长们心头的“乡愁”

　　怎么治理一条河，管好一片湖？江西给出的答案是“河长制”。在这个湿润多水、河网遍布的南方省份，祖祖辈辈的人们都在学着和水打交道，现在，他们对如何治水有了更透彻的理解。

　　作为水乡人，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罗小云认为，“河长制”让每一片需要保护的水域有了责任主体，使原本无人愿管、易受污染的河流，变成了萦绕在“河长”们心头无法放下的“乡愁”。

　　“从前治水，治理了几十年，年年治，年年反弹。”罗小云说，根本原因在于水环境管理体制不完善。比如江西管辖范围内的河流沟渠，以往有些是省水利厅直接管理，有些由所在市县管理。表面上看是各负其责，但省管河流很多是从市县经过，管辖范围的交界处，推诿、扯皮现象时有发生。

　　2015年，江西借鉴其他省市“河长制”管理的经验，开始实行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“河长制”，设立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（镇、街道）、村五级“河长”。由省委书记担任省级“总河长”，省长担任省级“副总河长”，其他省领导分别担任赣江、抚河、修河、鄱阳湖、长江江西段省级“河长”。这在我国已实施“河长制”的省市中，覆盖面最广，规格最高，体系最完整。

　　河流养护落实到党政领导身上，首先解决了原河道水环境管理责任不清、职责不明的问题。定点到人，过去可以推的事情，现在责任划分清楚了，推也推不掉。由党政首长来挑水环境管理的头，就是抓住了管理的源头、责任的源头和治污的源头。

　　江西“河长制”的重点在于防，而位于海河入海口的天津，则主要在于治。“这些年天津工农业快速发展，来自上游和本地的水污染越来越严重，水少、水脏、水流不畅成为严峻挑战。”天津市水务局副巡视员梁宝双说，黑臭水体之痛唤起了天津的治理决心。2013年，天津在全境内推行“河长制”，目前共有厅局级河长35人，街镇级河长173人。

　　梁宝双认为，“河长制”能最大限度整合各级党委政府的执行力，弥补多头治水的不足。天津市成立了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下设河长办，建交、财政、环保、国土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治水不再是某一个部门的任务，而是整个天津的大事。

　　每一位河长，就是每一段河流的“呵护使者”

　　潮白新河是天津的一条人工行洪河道，水面开阔，风景怡人，最惹人注目的还是河道边竖起的一块河长公示牌，上面写明该河段“河长”的姓名、职务和联系方式。在天津，几乎每一条河流都有这样一张“身份证”。宝坻区水务局局长何建华说，这是为了方便市民监督河流管理。“‘河长’作为第一责任人，负责河道日常管护，群众一旦发现偷排、污染等问题，可以随时联系‘河长’举报。”

　　“有问题找‘河长’。”宝坻区宝平街道办主任郭静超对此深有体会，任潮白新河镇街级“河长”不过一年，他已经习惯接到群众的举报，小到发现一张冰棍纸，大到乱排乱放，只要有人指出问题，他就必须协调相关部门给出反应。除了接受群众举报，郭静超还经常到河边转转，发现有人丢了垃圾，马上捡起来带走。“‘河长’不是职务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。”他说。

　　相比于镇街级河长的郭静超，南昌市市长郭安肩上的担子更重，他既是南昌市的“副总河长”，也是赣江南昌段“总河长”，对属地河段环境、水质、截污、绿化等负总责。郭安说，有问题要找“河长”，“河长”也要主动啃硬骨头。郭安担任“河长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铁腕治砂，协调司法、环保、水利等多个部门，整治非法采砂这个困扰赣江多年的痼疾。

　　事得有人管，管事的人更需要监督。“河长”走马上任后，如何调动他们治水的主动性，避免“河长制”落得一纸空文？天津采用的方法是严格考核与奖惩制度。“河流管理的成果已经纳入各级‘河长’的政绩考核。”梁宝双介绍，天津市采用定期考核、日常抽查、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，对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进行打分，结果每月汇总，年底再通过媒体公示各区考核分数的排名，“晒成绩单”。

　　其中社会监督是重要的一环。天津市民杨毅是一名上班族，也是海河的义务监督员，他把平常的监督工作总结为“闻、看、察”。“闻水质是否有异味，看河道排水口是否有异常，再观察水的颜色和水利设施。每月20日前给河流治理情况打分。”监督员的分值，是各级“河长”水环境管理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。

　　上有考核，下有监督，天津市宝坻区副区长艾玉昆直言“压力山大”。一旦考核成绩不理想，不仅要面临核定资金被扣罚，还会受到相关领导的“亲自接见”。在宝坻，年终考核成绩排名后三位的街镇，将被区委书记和区长约谈，督促限期整改。

　　每一天过去，河流的呼吸都更加清新

　　在江西宜春市靖安县，古老的北潦河自西向东，从群山中蜿蜒流过。60岁的双溪镇香田村村民熊洪珍在北潦河边生活了半辈子，这几年，她感觉到水环境在慢慢变好。“原来涨一次水，水面上都是垃圾，现在看不到喽。”

　　垃圾成堆、时有腥臭，曾经是香田村人关于北潦河的记忆，而这一切随着“河长制”的推行终于有了缓解。2015年靖安县在江西率先启动“河长制”试点，编制了一张覆盖全县河道和水库的“管护网”：聘请200多名专职保洁员，每天定时定点清洁河道，修建垃圾池，投资污水处理厂……“水更清澈了，不少村民开始在河边钓起了鱼。”香田村村主任甘朝勇说。

　　改变的除了环境，还有人。甘朝勇感慨，“河长制”影响到了每一个临河而居的百姓。“以前没人管，大家你扔我也扔。现在有‘河长’监管，有巡查员巡视，保洁员每天下河打捞垃圾，大家也不好意思再乱扔乱排了。”村里人不仅开始约束自己和家人的行为，碰到陌生人向河道扔垃圾也会主动制止。

　　更深的影响还在岸上。靖安县水务局局长王仕钦说，“河长制”让考核重心发生调整，环境倒逼的压力使地方自觉地将治污纳入常规，并抓住契机加快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。在靖安，凡是可能对河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一律被拒之门外。“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发展旅游业、绿色产业，打造全域有机农业。”

　　天津也逐步把水作为发展的立足点。以宝坻为例，自2013年以来，宝坻进行污水处理、节水等技术改造，淘汰落后产能，累计治理工业企业污染源67家，规模化养殖场113家。天津感官水质异常河道也由此从211公里下降到34公里，环境卫生不达标河道从53公里变为全部达标，综合考评优秀河道从620公里提高到2274公里。